苏德隆教授及其建立的学派(1)
一、简历
苏德隆1906年生于南京。5岁进私塾，8岁入小学。自幼家境清贫，学业出众，通过勤工俭学学完大学。1935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，因成绩第一获金质奖章。
尽管他写了“吞噬作用”的论文，但当时的颜福庆院长不让他做基础或临床研究，却偏偏派他到上海郊区颛桥乡农村卫生所搞农村卫生。他不仅为农民治病和进行预防接种，并同陶行知、黄炎培、纽永健等办乡村小学，讲授卫生急救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他到湘、桂、黔、川等内地担任防疫大队长等职，在难民中开展天花、霍乱、伤寒、痢疾、疟疾、血吸虫病以及虱患的防治。从1935～1943年，他积累了8年防疫工作经验，奠定了此后长期从事流行病学现场工作的基础。在此期间，他曾去印度霍普金斯细菌研究院考察鼠疫，并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，但拒绝参加国民党。嗣后返回上海医学院执教，并于 1944年考取洛氏基金，去美国霍浦金斯大学，学习卫生学和流行病学。在那里，结识了著名的流行病学家Maxcy和 Reed。一年后，他又用考取的“庚款”去英国牛津大学，找到因发现青霉素而获诺贝尔奖的 Flourey。Flourey起初不愿收留他，苏于是告诉Flourey，煤油灭孑孓，并非因油剂阻塞孑孓呼吸管之故，因为将其他油类倒入水面，并未使孑孓死亡。这个简单实验，引起了Flourey对他的注意，Flourey决定让他留下来，攻读博士学位。在这个实验室，他学习了化学、微生物学和病理学，获得了坚实的实验医学基础。虽然，他主要研究污水中的抗生素，却经常到别的部门学习统计学，参加各种各样的学术报告，并加入了英国皇家学会统计学会和微生物学会。194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。他遵守诺言，学成后回到了上海母校任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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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久，全国解放。他看到解放军涉水演习而患血吸虫病，即投入了血吸虫病的研究。他提出的防治建议，被部队采纳，并组织医务人员治愈部队中的血吸虫病人。因此被任命为“沪郊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副秘书长”、授予“名誉教育主任”等职。1951～1957年，他完成了血吸虫病感染方式与钉螺分布的调查、钉螺生态学与灭螺方法的研究、人类血吸虫卵杀灭方法、血吸虫感染的个体防护等多项研究。1957年初夏，他向来到上海的毛主席提出，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七年消灭血吸虫病是难以实现的。他又劝毛主席不要在黄浦江游泳，因为他的研究生已从江水中分离到伤寒菌，毛主席当即取消游泳的计划。在场的上海市委书记听到主席放弃渡江的打算，松了一大口气。
1958年，“拔白旗”运动展开，苏德隆受到严厉批判。最大的“罪状”是：他在一份中央血防委员会文件中有关消灭钉螺的段落旁边，用铅笔批注了“夸大狂”三个字。1961年春，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同志来到上海，查看了有关他的材料，认为此人耿直，应予甄别。学校党委当众向他道歉。那时正值自然灾害，食品供应不足。他想到蝇蛆可用人粪大量繁殖，从中可提取丰富蛋白质，做了小量试验，制成鲜美酱油飨客。试验是成功的，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。不久，全国副霍乱流行，苏到上海郊县开展研究，首先提出副霍乱地方性的学说，并认为菌苗效果不确实，应以改善饮水为主导措施。尽管这些意见后来证明都是对的，但在1963年的全国副霍乱会议上，苏差一点再次遭到批判，甚至戴上政治帽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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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3年，苏主编流行病学全国教材，系统阐述了他的流行病学学术观点。这本巨著的出版，推动了我国流行病学的发展，抵销了苏联流行病学将全部内容归结为“三环节，两因素”的消极影响。自此，国内流行病学专家开始重视统计学方法在流行病学中的应用，并认识到流行病学的研究范围已从传染病扩大到非传染病。
1965年春，苏德隆率领一支30余人的队伍，到上海青浦县朱家角镇，开展灭螺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。他们查明，在石驳岸和河埠中以及水上人家的屋下浅滩中隐藏着无数钉螺，并认识到干燥的石面不适宜钉螺爬行、觅食和产卵。他于是提出灭螺方针为“毁其居，灭其族，防止其流入”。他们发动群众义务劳动，抽干河水，铲除浅滩，喷药灭螺，重砌石岸和河埠。在几个月的时间里，只花了一万多元，消灭了钉螺，整修了石岸与河埠，加固了水上房屋，钉螺密度与水中尾蚴立即减少，趋于消灭，并能维持至今。全镇人民欣喜若狂。这是我国预防医学史上的一大创举。
不久，文化大革命开始。他作为“反动学术权威”被批斗500余次，但仍寻找一切机会开展研究。他白天挂牌挨斗，晚上回家读书工作。在这期间，他完成了氯硝柳胺防御血吸虫尾蚴的研究和桑毛虫皮炎的研究。1972年，他长途跋涉，历经海门、南通、如东、启东等地，调查长江水系分布与肝癌关系。调查时，他曾骑着自行车跌倒在河边。1975年，他提出饮水为肝癌病因的假设。 1978年Melnick访华，认为乙型肝炎病毒为肝癌病因，苏与他在宾馆中激烈争辩。Melnick认为中国检测乙肝表面抗原的技术未必灵敏。苏以路人不能辨别公共汽车中谁为乘客或售票员为喻，反讥 Melnick不懂因果推理的复杂性，争论不欢而散。但Melnick在次日的讲演中删除了乙肝病毒为肝癌病因的提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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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9年，他第三次提出入党申请，并于1980年春天被批准，从而，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更加兢兢业业地为人民的健康工作着。1981年，应邀参加在美国召开的国际肝炎会上，他独树一帜，批驳乙型肝炎病毒为肝癌病因的说法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小儿麻痹症活毒疫苗的创始人Sabin博士当场站起来发言，表示赞成，以后又来信支持他的观点。
1981年开始，他同美国血吸虫病权威Warren博士，在安徽贵池设点，开展血吸虫病防治策略的研究。Warren主张单纯用特效药物治疗，苏主张防治结合，以灭螺为主。两种策略在条件相似的两个相邻村庄中贯彻落实。到了1984年终于决出胜负。只治不防的村庄中人群感染率下降较慢，有急性血吸虫病出现，钉螺密度与钉螺感染率无下降趋势。坚持灭螺，防治兼施的村庄中，人群感染率与钉螺密度直线下降，连续2年未查见感染的钉螺。
1985年1月，学校为庆祝他80虚岁以及从事医学教育和预防医学50年，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。他的朋友和学生300多人从全国22个省市赶来，表示祝贺。老人被人们的爱戴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1985年4月 3日，下午2点，他准时下楼候车，外出找人求教水的浓缩法，想进一步寻找饮水中致肝癌的物质。不料青年工人玩弄货车，无意地将他压倒在人行道边。这个偶然事件，以极小的概率，结束了一个伟大科学家的生命!600多人参加了他的葬礼，为他的不幸死亡感到悲痛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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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德隆1906年生于南京。5岁进私塾，8岁入小学。自幼家境清贫，学业出众，通过勤工俭学学完大学。1935年毕业于上海医学院，因成绩第一获金质奖章。
尽管他写了“吞噬作用”的论文，但当时的颜福庆院长不让他做基础或临床研究，却偏偏派他到上海郊区颛桥乡农村卫生所搞农村卫生。他不仅为农民治病和进行预防接种，并同陶行知、黄炎培、纽永健等办乡村小学，讲授卫生急救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他到湘、桂、黔、川等内地担任防疫大队长等职，在难民中开展天花、霍乱、伤寒、痢疾、疟疾、血吸虫病以及虱患的防治。从1935～1943年，他积累了8年防疫工作经验，奠定了此后长期从事流行病学现场工作的基础。在此期间，他曾去印度霍普金斯细菌研究院考察鼠疫，并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，但拒绝参加国民党。嗣后返回上海医学院执教，并于 1944年考取洛氏基金，去美国霍浦金斯大学，学习卫生学和流行病学。在那里，结识了著名的流行病学家Maxcy和 Reed。一年后，他又用考取的“庚款”去英国牛津大学，找到因发现青霉素而获诺贝尔奖的 Flourey。Flourey起初不愿收留他，苏于是告诉Flourey，煤油灭孑孓，并非因油剂阻塞孑孓呼吸管之故，因为将其他油类倒入水面，并未使孑孓死亡。这个简单实验，引起了Flourey对他的注意，Flourey决定让他留下来，攻读博士学位。在这个实验室，他学习了化学、微生物学和病理学，获得了坚实的实验医学基础。虽然，他主要研究污水中的抗生素，却经常到别的部门学习统计学，参加各种各样的学术报告，并加入了英国皇家学会统计学会和微生物学会。194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。他遵守诺言，学成后回到了上海母校任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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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久，全国解放。他看到解放军涉水演习而患血吸虫病，即投入了血吸虫病的研究。他提出的防治建议，被部队采纳，并组织医务人员治愈部队中的血吸虫病人。因此被任命为“沪郊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副秘书长”、授予“名誉教育主任”等职。1951～1957年，他完成了血吸虫病感染方式与钉螺分布的调查、钉螺生态学与灭螺方法的研究、人类血吸虫卵杀灭方法、血吸虫感染的个体防护等多项研究。1957年初夏，他向来到上海的毛主席提出，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七年消灭血吸虫病是难以实现的。他又劝毛主席不要在黄浦江游泳，因为他的研究生已从江水中分离到伤寒菌，毛主席当即取消游泳的计划。在场的上海市委书记听到主席放弃渡江的打算，松了一大口气。
1958年，“拔白旗”运动展开，苏德隆受到严厉批判。最大的“罪状”是：他在一份中央血防委员会文件中有关消灭钉螺的段落旁边，用铅笔批注了“夸大狂”三个字。1961年春，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同志来到上海，查看了有关他的材料，认为此人耿直，应予甄别。学校党委当众向他道歉。那时正值自然灾害，食品供应不足。他想到蝇蛆可用人粪大量繁殖，从中可提取丰富蛋白质，做了小量试验，制成鲜美酱油飨客。试验是成功的，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。不久，全国副霍乱流行，苏到上海郊县开展研究，首先提出副霍乱地方性的学说，并认为菌苗效果不确实，应以改善饮水为主导措施。尽管这些意见后来证明都是对的，但在1963年的全国副霍乱会议上，苏差一点再次遭到批判，甚至戴上政治帽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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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3年，苏主编流行病学全国教材，系统阐述了他的流行病学学术观点。这本巨著的出版，推动了我国流行病学的发展，抵销了苏联流行病学将全部内容归结为“三环节，两因素”的消极影响。自此，国内流行病学专家开始重视统计学方法在流行病学中的应用，并认识到流行病学的研究范围已从传染病扩大到非传染病。
1965年春，苏德隆率领一支30余人的队伍，到上海青浦县朱家角镇，开展灭螺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。他们查明，在石驳岸和河埠中以及水上人家的屋下浅滩中隐藏着无数钉螺，并认识到干燥的石面不适宜钉螺爬行、觅食和产卵。他于是提出灭螺方针为“毁其居，灭其族，防止其流入”。他们发动群众义务劳动，抽干河水，铲除浅滩，喷药灭螺，重砌石岸和河埠。在几个月的时间里，只花了一万多元，消灭了钉螺，整修了石岸与河埠，加固了水上房屋，钉螺密度与水中尾蚴立即减少，趋于消灭，并能维持至今。全镇人民欣喜若狂。这是我国预防医学史上的一大创举。
不久，文化大革命开始。他作为“反动学术权威”被批斗500余次，但仍寻找一切机会开展研究。他白天挂牌挨斗，晚上回家读书工作。在这期间，他完成了氯硝柳胺防御血吸虫尾蚴的研究和桑毛虫皮炎的研究。1972年，他长途跋涉，历经海门、南通、如东、启东等地，调查长江水系分布与肝癌关系。调查时，他曾骑着自行车跌倒在河边。1975年，他提出饮水为肝癌病因的假设。 1978年Melnick访华，认为乙型肝炎病毒为肝癌病因，苏与他在宾馆中激烈争辩。Melnick认为中国检测乙肝表面抗原的技术未必灵敏。苏以路人不能辨别公共汽车中谁为乘客或售票员为喻，反讥 Melnick不懂因果推理的复杂性，争论不欢而散。但Melnick在次日的讲演中删除了乙肝病毒为肝癌病因的提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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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9年，他第三次提出入党申请，并于1980年春天被批准，从而，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更加兢兢业业地为人民的健康工作着。1981年，应邀参加在美国召开的国际肝炎会上，他独树一帜，批驳乙型肝炎病毒为肝癌病因的说法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小儿麻痹症活毒疫苗的创始人Sabin博士当场站起来发言，表示赞成，以后又来信支持他的观点。
1981年开始，他同美国血吸虫病权威Warren博士，在安徽贵池设点，开展血吸虫病防治策略的研究。Warren主张单纯用特效药物治疗，苏主张防治结合，以灭螺为主。两种策略在条件相似的两个相邻村庄中贯彻落实。到了1984年终于决出胜负。只治不防的村庄中人群感染率下降较慢，有急性血吸虫病出现，钉螺密度与钉螺感染率无下降趋势。坚持灭螺，防治兼施的村庄中，人群感染率与钉螺密度直线下降，连续2年未查见感染的钉螺。
1985年1月，学校为庆祝他80虚岁以及从事医学教育和预防医学50年，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。他的朋友和学生300多人从全国22个省市赶来，表示祝贺。老人被人们的爱戴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1985年4月 3日，下午2点，他准时下楼候车，外出找人求教水的浓缩法，想进一步寻找饮水中致肝癌的物质。不料青年工人玩弄货车，无意地将他压倒在人行道边。这个偶然事件，以极小的概率，结束了一个伟大科学家的生命!600多人参加了他的葬礼，为他的不幸死亡感到悲痛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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